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隆重的入城式。上午10时，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庄严的入城式开始了。行驶在队伍最前头的是载有巨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画像的指挥车，后面紧跟着整齐的军乐队、装甲部队、炮兵队、步兵队、骑兵方队。古都北平城沉浸在狂欢中，到处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彩旗翻飞，饱受苦难的人们载歌载舞，以各种形式欢庆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让这座文化古都免于战火涂炭，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邓宝珊功莫大焉。邓宝珊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北平《新民报》发表文章《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上海《大公报》通讯也称“只有邓宝珊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傅作义的锁”。

1948年底的北平，大战在即，古都危在旦夕。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平津战役，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大规模的分割包围。为避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文物古迹遭受损失，中共中央积极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采取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布下天罗地网，使国民党军队完全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大包围圈中。面对时局，傅作义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态度，早在1948年11月上旬，由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通过中共地下人员王汉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发了密电，提出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试探。12月15日，傅作义派出了《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代表出城谈判。

当时，驻守北平的军队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兵力居多，且占据了军事有利位置，这一点傅作义很担心。此时，美国和蒋介石鼓动傅作义坚守平津，封官许愿，并同意增加傅作义的装备，傅作义又有了整军大战之想法。是战是和，是留是撤？此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傅作义如坐针毡，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脸面无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傅作义表现出来就是首鼠两端，使得谈判久拖不决，双方的条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为打破傅作义的幻想，中共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式，很快傅作义控制的地区已经从整个华北收缩到京津塘三个孤立的城市，他赖以起家的部队被歼灭。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将傅作义与蒋介石等一同列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

傅作义本来担心和平解放后得不到中共谅解，现在把他列为战犯，精神上刺激就更大了，思想上也想不通，情绪非常低落。他的副官后来回忆说：“据说他当时就是不想吃不想喝，在屋子里头来回地走，拿不定主意。他有的时候想跟你谈，谈的是这么一个情况，过了一会儿呢，他忽然就变了，就举棋不定，来回这么变，来回走。他这个痛苦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曾经到了吃火柴、咬火柴盒的地步。实际上就是想自杀的。”

正在傅作义一筹莫展，徘徊、焦急、苦恼之时，12月底马占山登门访晤，开门见山地说：“东北已经完了，平津已经深陷重围，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我看你把宝珊找来，让他为你出主意吧。” 

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是“桃园结义”的拜把兄弟，邓宝珊向来以“善于调停、折冲樽俎”闻名，且政治眼光独到过人，处事沉稳、能言善辩、灵活性强，且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深受傅作义信任。同时，邓宝珊还和中共交谊深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榆林地区抗击日军西侵、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同志曾写信给他，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傅作义左思右想，最终采纳了马占山的建议，马上派专机把邓宝珊接来北平，作为真正能够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选。

12月28日，邓宝珊抵达北平。马占山以洗尘为名，举行家宴，邀请傅作义作陪。席间三人推心置腹、直抒己见、分析形势、阐明利害，指出和谈是应走之路。傅作义请邓宝珊即日出城与解放军谈判。邓宝珊说：“不行，这不是草率的事，你要考虑几天再说。”邓宝珊了解傅作义，他要做些调查研究，深入地做傅作义的工作，坚定他的信心，这样和谈才有把握。

针对傅作义的担心和顾虑，邓宝珊经过多方了解和深入分析后认为：北平的民心、军心渴望和平，厌恶战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傅的部队控制了北平的制高点——景山，很多要害位置和城门也是傅的部队把守，北平基本由傅的部队控制，估计蒋系部队和特务不敢捣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邓宝珊表示：“只要你下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傅作义连续几个通宵在孙家坑邓宝珊的住所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慎重地研究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各种问题。邓宝珊对傅作义说：“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几年举措失当，才演变成了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的局面。你不听老百姓的心声，弃民心大义于不顾，你不考虑民心、不考虑大义，你还要打、不做降将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如果你还这么坚持下去，这个古城最后就会毁于战火，即使你成了党国的英烈了，你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你到底是要做党国英烈，还是要做一个对人民有好处，对保护这个古城、保留这文化有好处的这么一个有功之人呢？”

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扫清了傅作义的思想顾虑，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傅作义和邓宝珊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所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

中共地下党也加强了同邓宝珊的联系，派出了崔月犁同志三次与邓面谈，讨论国内外形势，希望邓宝珊劝说傅作义速下决心，进行具体和谈。崔月犁初次与邓宝珊见面时，一见面邓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邓宝珊表示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邓宝珊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四处奔波、终日操劳，每天差不多都要午夜两三点才能休息。他的部下说：“邓先生每天异常忙碌，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体重已减轻，面容也显露睡眠不足。”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命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明确说希望傅派一有地位能负责之代表偕同崔载之及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偕同张东荪进行第二次和谈。这次和谈后，傅作义看完了会议纪要，只是唉声叹气，摇摇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没有明确表态。

纪要规定，1月14日前为答复的最后时限。11日，傅作义电告林彪，将派邓宝珊作代表再次出城谈判。毛泽东主席听说后指示：“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出城，经清河镇到达五里桥，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谈判。为加快和谈，14日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仅仅用了20多个小时就顺利解放了天津，活捉傅作义的亲信陈长捷，这大大打击了傅作义在谈判中的信心和资本。

由于邓宝珊了解中共的政策，并真正知道傅作义的想法，所以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泽东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

1月16日，双方在初步协议上签字。此后，双方又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正式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双方协议：开出城外的傅作义所部全军在大约1个月后开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又协议在过渡期间，北平市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22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北平，31日撤退完毕。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在和谈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1月16日，毛泽东见傅作义还有所保留，为了敦促和谈进度，起草了《最后通牒》。这是一封讨伐傅作义的书信，措辞严厉且尖锐，历数傅作义3年内的罪行等，表示还要追讨其内战责任。但在通牒到达前，谈判已成功了。邓宝珊看完信后，担心傅作义受不了，会贸然行事来个“玉石俱焚”，搞不好和谈会前功尽弃，他对中共代表说：“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决定回去后，暂时不把信交给傅作义将军。”这个建议得到了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的同意和支持。这封毛主席的信，就这样被“扣留”下来。不出所料，傅作义后来看到这份“通牒”大发雷霆，心情之坏比当初看到“战犯名单”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协议已签，已成定局，只能作罢。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保护了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还保护了两百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为未解放地区树起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等地的范例，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亲切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热烈欢迎他们站到人民一边的正义行动，充分肯定了他们保护千年古都的珍贵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特邀傅作义、邓宝珊参加检阅。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提出了“绥远模式”，即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时起义。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绥远模式”，就是有意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作暂时的让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绥远模式”的提出令邓宝珊非常敬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也成为了“绥远模式”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在促成榆林、绥远和宁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宝珊部队主要驻防榆林。早在1947年夏，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见邓宝珊，要他当机立断发动“榆林起义”，他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北平和谈期间，与地下党崔月犁秘密接头时，崔月犁催问他在榆林的部队怎么办。邓宝珊认为，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起义后，榆林问题将迎刃而解。邓宝珊在晋谒毛泽东确定“绥远方式”后，他和周恩来、聂荣臻商定了榆林问题和绥远问题一起解决的主意。

邓宝珊给驻守榆林的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打电话说：“在石家庄附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说，绥远、榆林再不打仗了，要部队自行学习，以后再整编。”同时派张云衢向部队传达“榆林问题和绥远问题一起解决”的决定。由于邓宝珊在榆林部队具有崇高的威望，经过他的鼓动，榆林部队在中共西北局争取下，于1949年6月1日宣布起义。

绥远董其武部原属傅作义部，北平和平解放后，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董其武立即飞往北平，向傅作义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1949年夏，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派人先后来绥，协助董其武进行和平起义工作。“绥远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幕以前完成，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破坏，反共顽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至8月中旬起义仍未能实现。

1949年8月下旬，经毛泽东提议，派傅作义、邓宝珊来到绥远协助董其武促成了绥远“九一九”起义。他们的到来攻破了特务们散布的种种谣言，指出走和平起义道路是最正确的道路，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坚定了他们走向人民方面的决心。邓宝珊积极给绥远军队做思想工作，他不从正面谈起义问题，而是讲蒋介石卖国殃民、失尽人心，失败的命运根本无法挽回，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是人心所向，开倒车是不会有出路的。在多方努力下，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部率部6万余人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绥远和平解放。

傅作义和邓宝珊正策划绥远起义时，人民解放军兵临宁夏，驻防宁夏的马鸿宾到包头专门会晤邓宝珊，寻求出路。傅作义和邓宝珊在包头皮革厂同他谈到深夜，邓宝珊谈了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别受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还鼓励他：“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马鸿宾说：“我把宁夏当作一份礼物，请你和傅先生代我转送好了。”傅作义、邓宝珊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转达了马鸿宾的请求。马鸿宾率由其儿子马惇靖、马惇信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和绥远部队一样，亦于9月19日通电起义。

邓宝珊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民的热烈盼望下，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热烈盼望下，胜利地召开了，这是一件历史上空前的大事。英勇的中国人民不仅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还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而且开始建设自己独立、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我愿意劝告西北、西南、华南、台湾等待解放区的真正的爱国分子，不要徘徊、不要犹豫，赶快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坚决地、毫无保留地向人民靠拢。各位代表先生们，今天我们中国有了这样一位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民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这样一支无敌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有了这么多为统一战线奋斗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的人民。我坚决地相信：独立、民主、和平、繁荣的新中国必将永远屹立于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朱德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等26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济深、周恩来、刘伯承、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作陪。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瓦解的速度，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10月1日，邓宝珊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邓宝珊深有感触地说：“我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现在，我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凌辱，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他出生在甘肃，又曾在甘肃任职，与甘肃各族各界都有交往，对于任命他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对邓宝珊说：“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要让你回甘肃做甘肃省主席，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工作。”同邓宝珊在甘肃共过事的邵力子曾说：“从前，我曾三次向蒋介石举荐你这个甘肃人担任甘肃省主席，都没有任命。共产党一建国就起用了你，可谓知人善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省主席的还有湖南省主席程潜，一时有“南程北邓”之谓。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就任主席，他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说：“宝珊等于即日起就职视事，谨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忠勤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甘肃而奋斗。”

在任期间，邓宝珊“勤政爱民、造福乡梓”，他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他每年都用不少时间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体察民情，足迹遍及全省各县。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工作特别关心，甘肃的粮食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不能自给，不仅拖了工业的后腿，更使占甘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温饱没有保证，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这些都使邓宝珊思想上压力很大，因此他对发展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有关农业发展的建设事业尤为关心，想通过解决干旱问题扭转甘肃农业落后的状况。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他几乎都去视察过，对各地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他也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植树劳动，挥汗如雨地干着，给干部群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邓宝珊极力促成甘肃工业的发展，经常深入工业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慰问苏联专家，接待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与指挥建设的领导干部交谈工程进展情况。天兰公路、兰新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钢公司等建设，他都极为关心并多次亲临指导。早在旧时代，他就期望家乡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但动荡的环境使他的期望终成泡影。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建设甘肃的愿望一天天成为现实，当时甘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地区，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给他带来莫大的喜悦。他曾感慨地说：“从左宗棠办甘肃机械局、兰州织呢局到新中国成立前，甘肃的近代工业没有显著的变化，民族工业自生自灭，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办得很不景气。新中国成立后仅仅10年，许多大企业就在甘肃建立起来了，这是最生动的新旧社会的对比。”

邓宝珊认为，要改变甘肃的落后面貌，必须首先普及教育，大力培养各种人才。因此他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积极倡导和支持对文物古迹的维修保护、积极促成省博物馆的建设，关心大中小学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并结交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挚友。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邓宝珊提交了关于创建民族学院的提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在兰州创办可容纳1000名学生的民族学院，招收各少数民族青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提案立即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到两个月，西北民族学院即在兰州成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凝聚了邓宝珊的心血和智慧，为今天甘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亲切称他为“我们的好省长”。

1954年9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邓宝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在这次会议上，邓宝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会并发言说：“新中国成立前的甘肃曾被人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乱、旱、穷’。在长期的反动统治年代里，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各民族之间的严重隔阂、自然灾害的不断侵袭，甘肃各族人民被拖到绝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短短的5年期间，甘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族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友爱互助的新关系。1953年，甘肃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胜利地渡过了严重的旱灾，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稳步增长。在全省现代工业和工厂手工业的产值中，国营、合作社和公私合营所占的比重到1953年已达到77.35%。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到今年春耕前已占总农户数的52.38%。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